公民宗教是对一切宪法设计的有效性的最终保障，是上帝插进的一只脚。

这些事由只有放在个案中才能有适当的理解和适用。而应予撤销行政行为的认定权则具有特定性，服从撤销程序的排他性管辖，除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外，一般由行政复议机关或法院撤销违法的行政行为。

两者的差别仅在于行为是具有溯及力地废弃，还是仅面向未来撤销。由于无效的行政行为毕竟还具有行政行为的外观，在实践中，相对人与行政机关对某个无效行政行为可能有不同认识，为了确保安全，由相对人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是较为妥当的。而对于某些瑕疵，无需等待该程序的判断结果就应当否定其效力，这种行政行为就是无效的行政行为。第一是释明转换制度，即法院认为应当提出什么样的诉讼请求，向原告作出释明，原告调整诉讼请求后，法院再行判决。举例而言，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时，将原先的维持判决改为驳回判决，就体现出诉判一致性的原理。

在一起税收案件中，法院并没有特别论及瑕疵的明显性。例如，对于应当作出确认无效判决而原告没有申请确认无效的，法院可以作出释明，藉此来满足行政诉讼法第75条的原告申请要件。[1] 本文将从四个层次，递进地阐明以下核心观点： 第一，只有在存在的意义才能理解国家的本质，也只有在存在的意义上才能真正理解政治忠诚的意义。

在规范的意义上，谈宪法宣誓就是谈宪法忠诚，宪法宣誓制度的精神内核是宪法认同和宪法忠诚。它昭示我国的政治忠诚模式正在逐渐演变，其趋势是，从下对上的单向忠诚转向公民相互忠诚并突出国家公职人员的忠诚义务，从个人崇拜转向宪法信仰，从意识形态化的政治伦理转向规范忠诚——忠诚与法治的统一。为什么发誓能保证宣誓者所作声明是真实的？这是由誓言的结构决定的。[15]卢梭，见前注[13]，第129页。

[6]郝铁川：中国宪法在香港特区的实施问题刍议，《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13-15页。(一)宪法宣誓、忠诚誓言、就职誓言 宪法宣誓，指的是特定主体在法定条件下表达宪法忠诚的一种言语行为(linguisticact)。

普芬道夫认为，这个祷辞与上帝为证上帝为我裁判等套式是同样的，因为上帝的仁慈若不助人即是最严厉的惩罚。[49]JosephStory在1847年出版的《宪法解析》一书中阐释了宪法誓言的心理作用：一个总统如果胆敢违背其庄严的就职誓言所包含的义务，也许可以逃脱人们的监察，不仅如此，甚至还可能受到轻狂群氓的鼓掌欢迎，但是，他不得不知道，还有一个警觉的上天(Providence)，那是不可能被欺骗的。这个范式就蕴藏在卢梭的道德理想国之中，即：主权者：政府=政府：臣民。往深里说，述行的自我指涉性往往是通过对语言的一般指意性质的悬搁(suspension)来架构(constitute)的。

这就不是服从法律，而是不受法律约束了。其中多数人属于人民的范畴，享有民主权利。在共和国，须做就职宣誓者上至总统下至普通官员。《香港基本法》第104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在就职时必须依法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44] 更进一步，我发誓这个语式，最好结合誓礼(sacratio)一起理解。在古雅典，一个人要成为城邦公民，首先必须被认定为某一胞族的成员，而这需要一个介绍仪式。

[25](英)霍布斯：《论公民》，应星、冯克利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6页。王振民：‘一国两制实施中的若干宪法问题浅析，《法商研究》2000年第4期，第9页。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说主权者不能强迫任何人信仰公民宗教了。为什么人民取代了诸神？因为在共和国，人民是主权者，是制宪权主体，政府在本质上是人民的代表，人民作为制宪权的拥有者处于一切宪法法规之外和之上。三、《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所规定的宣誓，是该条所列公职人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香港特别行政区作出的法律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凡倡行宣誓、高扬忠诚之际，必有危机在伏。国家忠诚从卑微的道德义务上升为道德自由，即积极自由+服从的综合情感与德性。[30]参见(法)古耶：《卢梭与伏尔泰两面镜子里的肖像》，裴程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5页。

其中，最污人耳目的是青年新政候任议员梁颂恒、游蕙桢的言辞与行为。阿甘本说，甚至在成为权力的圣礼之前，誓言就是通过言辞到言辞的方式对活生生的人的献祭仪式。

2.政府→主权者 政府必须忠于主权者，也就是忠于公意，忠于法律。例外状态是主权显现的时刻，也是真正考验全体国民政治忠诚的时刻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法规室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室释义》，中国方正出版社2018年版，第97页。分歧在于，如何划定国有企业界限。

其意蕴有四：一是，组织上由派出主体设置。该款规定，监察委员会的职权和组织由法律规定。[4]（1）对本级党组织的工作部门、办事机构和派出机构的派驻，例如省纪委监委驻省委宣传部纪检监察组、驻某党工委纪检监察组。（3）对于国有独资、控股或者国有资产占主导的公司，尽管有的观点认为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认定其是否属于国有企业[12]，但其经营管理并不施行厂长（经理）负责制，而是遵循《公司法》，实行市场化运作并以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故而即便其中可能存在一定监察对象，原则上仍不宜对其进行派驻。

其意蕴有三：一是对人的监管，即工作人员之日常活动接受派出主体之监督管理。[15]见《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4条第2项、《法官法》第11条第4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2条第3款和第24条以及《检察官法》第12条第5项。

根据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虽然根据授权，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依法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监督管理，但不行使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10]，厂长、经理等管理人员[11]对本企业经营管理的财产享有相当程度的决策执行权。[26]至于上级，指全部由上一级批准，还是省级以下派驻皆由省一级批准、省一级派驻由国家级批准，抑或采取其他方案，有待进一步讨论。

[20]根据《地方组织法》第68条，行政公署、区公所之设立，以在必要的时候为实质要件。[23]《人民检察院乡（镇）检察室工作条例》于1993年4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

（4）对于国有参股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政府只是普通参股者，不应认定其为国有企业，监察机关当然不应对其进行派驻。监狱派驻检察室之存留，还未可知。同时，该法律作为关涉国家机构的法律，属于基本法律。既然需要设立，当然也可能撤销。

最高人民法院批复成立开发区法院之合宪性存疑，其实质就是越过人大自行设置跨行政区划法院。又如，对于不实施也不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以及非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如果要突破以不派驻为原则、派驻为例外，应当对所谓工作需要统一制定条件。

（2）如果是具体的临时授权，这意味着派出主体在《监察法》许可之下将其部分监察职权授与和转移至其派驻机构，授权主体是监察机关。从制度实践来看，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有关规定和审判工作需要，可自行决定设立巡回法庭。

（2）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检察院。（3）在人事任免上，正副主任、委员及有关人员由省人大常委会任免。